法国人早就想宣战了，他们是没有足够的证据，可有些事实，不需要证据，也是现实。

    法国人清清楚楚，一切都是大明在背后搞的鬼，之前他们就出武器装备，现在更是直接出兵。

    他们发现，明军可以换一身一番就号称越南义军，想怎么打法军就怎么打法军，而法军却不能向穿着明军军装的越北大明驻军动手，更不能向大明境内挺进，在这种情况下，法兰西无论如何都是无法镇压越南叛乱的。

    唯有向大明宣战，击败明军，迫使他们退出战争，然后法军才能集中精神镇压叛乱。

    但之前法军在越南没有兵力优势，尤其是海军，占绝对的劣势，所以他们需要时间。

    当他们成功的将印度支那远征军兵力增加到了四十万，海军主力舰队也抵达西贡后，他们马上就向大明宣战。

    当然宣战之前，他们发了最后通牒，这次他们不想扯皮，提都没提明军伪装越南叛军的事情，只要求越北明军撤退，在大明政府明确拒绝后，法兰西共和国遗憾的宣布，无法接受大明对法国利益的非法侵害，法兰西共和国将通过武力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尊严，法国大使向大明政府递交了双方进入战争状态的国书，然后大使本人离开大明，法国大使馆正式关闭。

    法国向大明宣战的消息，瞬间在大明爆炸开来，点燃了这个正在从根深蒂固的传统社会迈出一条尚带着泥浆的腿的转型中的国家。

    之前在大明舆论界，就战争的可能已经争吵了好几年，各种声音都有。在战争阴影下，有人感觉恐慌，有人感觉刺激，有人感到失望，也有人感到兴奋。他们的声音，都通过无法限制的舆论肆意传播。

    但主流有两种，主战和主和。

    主战派中又分为老派和新派，老派认为，大明应当与越南结盟共抗法国，他们的依据是唇亡齿寒的道理，认为一旦法国吞并了越南，下一步肯定是蚕食大明，主战老派的思想显然是保守的，担心别人的进攻，之所以主战是为了保护自己，他们主张的战争性质是防御性战争。新派则拿出了各种殖民主义论调，认为世界各国争霸世界，无不是为了争利益，大明不能看着近在咫尺的越南被法国吞并，应该大胆南下与法国争利。

    主战派中的新派鹤立鸡群，主要还是老派的唇亡齿寒理论占优，显然民间思想还是防御性的农耕文明思想为主。

    主和派中也分为两种。

    主和老派认为应该以和为贵，认为越南于大明没有主从关系，不属于大明属国更不是大明国土，越南之民不是大明臣民，大明没有必要为了越南跟法国这样的强敌开战；主和新派则受到法国的外交宣传引导，认为大明在越南做的事情确实不光彩，阴作越兵，有偷袭法军之嫌，违反了国际惯例和准则。

    但主和新派的论调，根本就不受其他各派支持，连主和老派都在舆论围剿他们，大家都是有立场的，既然大明政府宣称没有假作越兵，那就是没有，岂能听法国人的一面之词，诋毁本国的军兵。

    看到民间舆论的这种立场，朱敬伦感到老怀宽慰，二十多年了，大明百姓对政府的认同，终于变得强烈了，他们终于开始接受政府的公信力了，哪怕政府确实做了不光彩的事情，他们或者相信，或者不信，都不肯承认。

    而且朱敬伦知道，所谓的主和新派，按照后世的标准，那完全就是站在洋人一边的汉奸言论，可是却能在报纸上大行其道，不是因为这种人有多少，只是因为这种论调能够吸引眼球而已。

    在有些为了利润和销量的报纸，刻意制造这种专门挨骂的论调之下，大明的知识分子们通过对这些汉奸行为进行舆论绞杀，渐渐的开始靠拢，思想开始统一。

    终于在法国率先向大明宣战的情况下，民间思想空前团结在了一起，战争爆发后，他们一开始还不敢相信，不管是主和还是主战，声音瞬间静寂，所有的报纸都在报道法国宣战的事实，评论暂时空缺。

    之后才有一些报纸开始刊登专业评论，请各种法律和外交方面的专家，向老百姓解释什么是宣战，什么是战争状态的定义，并且解释如何结束战争的程序等等。

    舆论直到第二天，才开始爆发开来，这次不管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都统一了思想，主战派认为这场战争早就该打了，主和派则认为既然战争已经爆发，是法国人要攻打大明，不是大明要攻打法国，那么官府就该积极应对，军人应该勇敢战斗，除此别无他法。

    好像是被宣战给弄得措手不及一样，次日大明才向外发出通告，告诉本国国民，大明已经向法国递交了宣战诏书，大明跟法国进入战争状态。

    第三日，大明政府才公告，告诉国民，根据战争法条款，战争状态下，皇帝将接管大明一切军政大权，皇帝有权力征发任何本国国民为战争服务。

    第四日，大明皇帝向外发出通告，已经成立临时内阁，在战争期间，皇帝将作为国家最高统帅行使权力，皇帝的权力将不受限制，必要的时候将不会遵循普遍的法律原则。

    政府和皇帝的公告不但没有引起大明百姓的愤怒，反而然他们感到奇怪，难道皇帝不就是至高无上的吗，难道皇帝的行为还要受到法律限制吗，用法律审判平民的法官难道还能审判皇帝不成？

    大明的法律已经参考了很多西方的法律原则，但大明国民的思想显然从来没有参考过西方国民的思想。

    之后包子不断报道战时内阁以皇帝身份发出的各种公告，比如宣布铁路进入战时状态，开始接受军管，宣布国内的商船等各种运输工具都必须服从国家需求，随时做好被政府征用的准备，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政府将对粮食、食盐、布匹和药品等民生商品的价格进行限制。

    总之宣战之后，大明战时内阁瞬间启动了，皇帝拿走了所有的权力，包括大明国民的生命和财产权，现在皇帝可以对任何国民合法的为所欲为了。

    但大明皇帝显然不打算拿走每个人兜里的最后一个铜板，而是发出了一个号召，号召各行各业乃至每个人，希望大家都能为战争贡献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份力量。

    各大商会率先行动起来，在报纸上发出捐款承诺，表示愿意向政府捐助多多少钱云云，各地公局也开始组织募捐，在各个公共场所，关帝庙、妈祖庙、观音庙等等庙宇中设置了跟功德箱一样的战款箱，派专人看管清点，希望往来于这些地方善男信女在为战争祈福之余，能贡献一点物资上的力量。

    码头上扛包的苦力脚行宣布每包生丝重量的物品，多加三文钱的搬运费，名目是要给战争纳捐。街头拉东洋车的车夫也说一里地多收一文钱，因为车行要抽水捐军费。赫德代表三省六部的京官表态，从战争爆发开始日算起，捐出一半俸禄。

    各种组织的力量都动员了起来，文官主持的政府，商人的商会，乡绅的公局，帮会性质的脚行和车行，都开始对战争表达自己的支持，显然这种现象不可能是自发的，因为这些自治性的组织，从来都是配合政府管理民间事务的，所以政府需要他们表态的时候，只需要地方官找话事人谈一谈，他们就能将整个行业鼓动起来。

    到真不是像从苦哈哈身上敲多少油水出来，主要是为了营造一种举国一致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所有人都会不自觉的受到影响，对社会不满的群体也会更能忍受暂时的艰难，因为他们会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战争影响，国家都很艰难，更何况个人呢。

    通过一系列手段，尽管受到战争影响，许多行业瞬间进入萧条，但大明国内秩序井然，大家都开始默默忍受，没人会注意，大明的国民已经变了，在王朝时代，每一次战争，民众都是边缘人，都没有参与其中，只不过是被波及，被卷入，战争对他们来说只有不幸，但这一次，通过长达两三年的舆论讨论，国民已经慢慢不再把战争当作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了，大明国民自己都没发现，悄无声息中他们已经进入现代，成为了带有现代国家观念的公民。

    战争正式爆发后，已经对无休无止的法国和大明之间的外交扯皮感到审美疲劳的西方国家，突然有一种“战争总算爆发了”的感觉，他们早就认定战争必然爆发，可双方来回扯了好几年，这突然爆发，让人感觉到应该如此，却又感觉到有些不真实。

    但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这也就是一个谈资，有多少人平日里根本不知道大明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哪怕他们天天喝着来自大明的茶叶，他们身上的丝绸衣料可能是用大明的蚕宝宝吐出来的丝制成的，但他们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个国家。

    因为这是一个西方主导的世界，白人国家在全世界扩张，哪天没有白人在攻击其他种族的战争呢？

    所以大明跟法国的战争爆发，也只是让他们注意了一下，除了法国人，其他国家的人并不太关心。

    日子该过还得照常过，很快就忘记了在遥远的东方正在进行一场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