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的人自从上学开始，所学到的知识，都在说西方是一个商业社会，商业社会也似乎成了现代社会的代名词。

    确实，西方人的商业文化浓厚，以自由市场，股份制公司为代表的文化，甚至已经被公认为现代化的核心内容。

    但显然商业的出现，要比商业社会要早很多，商业跟农业，游牧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是同时出现的。

    那么西方人是什么时候进入商业社会的呢？很多人不假思索的认为西方自古就是yield商业社会，而中国自古是一个农业社会，理论说的还头头是道，比如西方自古以来就重视贸易，没有一个国家离得开贸易。

    事实上，西方进入现代社会，最早应该是从荷兰开始的。学习商业学科的学生，往往会学到16世纪荷兰船长巴伦支的故事，巴伦支的船搁浅到了北极圈附近的一个岛屿，他们在哪里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大多数人冻死，可是他们就是没动客户委托的货物，而这些货物中，还有能救他们性命的火柴和药品。第二年开春，他们将这些货物完好无损的运到了客户手中。

    经济和商业类教材以这个事例说明，在16世纪的荷兰，已经出现了信托的基础，荷兰人已经诚信到可以让投资人放心的将自己的资产委托给陌生人去经营的程度，于是当然也就有可以放心的将自己的钱交给别人去经营，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股份制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荷兰成立了。

    这个故事本身是不是真的，有待考证，他确实说明了一个道理。但以朱敬伦的理解，这完全是在扯淡，姑且认为巴伦是的事件是真的，朱敬伦也绝对不相信，16世纪的荷兰人，全都能做到这种程度。即便到了21世纪，朱敬伦也敢保证，西方人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都会选择用药品救命，人到死的时候，谁还管其他呢。

    所以说这只是一个特例，相似的故事你可以在任何文化中找到，比如晋商中流传许多隔了好多代之后，人家的后人来取回当年祖先存在晋商票号的银子之类的故事，恐怕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故事都是编出来来宣传自己的诚信的广告，荷兰人的故事恐怕也是这样。

    但是16世纪，荷兰人确实是一个商业社会不假，整个国家大部分人依靠商业贸易为生，也出现了股份制公司。

    英国给鴉片战争找的遮羞布，贸易自由权力，也是荷兰人提出来的。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全世界做生意，遇到的最大挑战，是当时的两个海洋霸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商业垄断，他们的商业垄断有教皇背书的合法性，于是荷兰人到处宣扬贸易自由理论，认为教皇将全世界分割给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是非法的，他们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等哲人的理论中，找到贸易是人的自然权力等依据，为此荷兰人大肆呼吁他们有权力在西葡两国的殖民地进行贸易，两国不能禁止。

    荷兰人显然是第一个商业社会国家，特征并不是他们对贸易有多么依赖，没有贸易就活不下去，而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就是根植在商业上的，他们提出的思想也都是为商业服务的，商业文化才是一个国家是不是商业社会的决定因素。

    大航海时代之后，荷兰人的商业文化在整个欧洲扩张，欧洲人渐渐接受了贸易自由的理念。贸易自由是一个政治学概念，跟自由贸易不是一回事。贸易自由是一种权力，自由贸易往往指的是英国推广的低税率，顾虑贸易的政策状态。

    西方人之所以认为贸易自由是一种权力，根本原因在于，西方人离不开贸易，他们都是小国，不能生产所有的物质，必须通过交换，所有国家才能够生存下去，因此荷兰人提出的这个概念，很容易就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同，因为他们有这种需求。

    反观中国，是一个大帝国，基本上能够生产满足自己所需的所有商品，因此客观上对贸易没有依赖性，所以即便英国人提出的贸易自由被侵犯，中国人也很难理解他们的理由，觉得完全是不讲理，中国人觉得做生意应该是你情我愿的事情，我们不愿意跟英国做生意，怎么还侵犯了他们的权力了？

    这就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

    西最后以西方人的观念原则制定的国际法中，有一条很重要的法规，叫做自由过境权，尤其是对那些没有出海口的国家，比如瑞士，他们的商品，以及要运到他们国家的商品，拥有在邻国的自由过境权，对方不能加以干涉，这显然就是贸易自由为基础制定的法律。

    不过西方人虽然普遍接受贸易自由权力，可是整个西方文化也是非常复杂的，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是纯粹的商业文化国家。

    荷兰人的商业文化，在西北欧一带传播的比较彻底，英国、瑞典、丹麦等保留了海盗时期的海洋贸易传统的国家，更好的接受了商业文化，他们本国的文化，也以商业文化为主，是比较纯粹的商业国家。

    而在其他欧洲国家，商业文化虽然浓厚，但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是基于商业文化运作的，可以说大多数国家的运作，并不是以商业法则为主，西班牙和葡萄牙甚至法国，他们的封建文化恐怕要强过商业文化，国家运作中，民族和国家主义可能才是最大的运作原则。

    普鲁士、俄罗斯的封建军事文化，则远远强过他们的商业文化，国家运作主要是基于封建军事的国家主义来运作，至于商业，只是他们国家运转的一个因素之一。

    中国的商业文化就更弱势了，尽管大多数时候都是商业发达，但是商人始终没有成为优势阶层，商人的文化也就不是主流，甚至还被人鄙夷。乃至商人自己都接受的是文人士大夫的文化，赚了钱赶紧去买地耕读传家。因此中国社会的运作，自古以来就是根植于农业文化的。

    朱敬伦想要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势必要改变这种现状，势必要将国家和社会的运作，更多的基于商业法则。可是他本人，既不想，也不能够做到完全切割传统的农业文化。

    举个例子，加入朱敬伦大张旗鼓的宣扬工业化，告诉大家工业才是未来，恐怕他的观点很快就会被农村的老夫子用口水喷死，继而发动比朱敬伦搞义务教育还强烈的抵制。因此朱敬伦虽然一直在默默的推动工业发展，但是绝对不敢说用工业来替代农业的地位，他不敢挑战农为邦本这个传统大旗。

    而且朱敬伦也不想完全割裂传统，他始终认为传统文化中，有一些是很优秀的因素，后世的中国物质上已经大大富足，生产上甚至是世界第一的物质生产国，可是人民的心灵却极为空洞，造成各种社会道德问题。

    如果有传统文化来约束的话，显然会好很多，而中国的传统文化，说白了，就是儒家一直宣传的那一套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西方人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慢慢的回归了宗教，他们用基督教义中的真善美约束他们的国民道德行为，中国丢失了仁义礼智信的原则，自己都变得无所适从。

    这些都是教训，朱敬伦不可能不吸取，可问题是如何做才能既保留这些传统文化，又能推广现代商业文化，或者说让这些传统如何严丝合缝的嵌入商业的运行法则之中呢。

    朱敬伦搜遍了自己的记忆，不得不承认一点，在将传统和现代结合方面，日本人是东方国家中走的最远的。

    日本文化是从学习中国文化中得来，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甚至可以认为，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是从属中国文化的一种亚文化，就如同希腊文化之于罗马文化，英国文化之于美国文化一样。

    当然日本文化有他们自己的特色，也不完全跟中国文化一致，但对中国来说，应该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文化中的核心内容很多，各家解释都不尽然，甚至同一个学派也不相同，但其实大体上都是相似的，儒家说仁义礼智信，或者忠孝仁义是国家的根本，管子说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

    这些道德内容，其实不仅仅是一种宣传口号，而是真真实实的中国社会运行的方式。

    因此哪怕后来把孔子批臭了，砸了孔子的神像和祠堂，可是中国人的思想还是跟官方想要模仿的俄国人完全不一样，因为社会运行的那些看不见的法则是咋不毁的，它无时无刻不再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的行为准则。

    日本也一样，日本文化的核心是一个“忠”字，显然是从儒家的忠孝仁义的忠字发展来的。

    古代自不用说，日本幕府时代的武士文化核心就是忠臣，事例可以举一卡车，一个很著名的事例就是1863年爆发的萨英战争。

    几个洋人在横滨郊外碰到了萨摩藩藩主岛津久光的仪架，但是不肯按照日本的礼仪退让到一边跪在地上恭送大名，结果被萨摩藩的武士砍杀了四人，之后英国軍舰炮轰鹿儿岛，跟萨摩藩打了一仗。

    萨摩藩打输了，大名说需要有人负责，要交出几个人给英国人抵命，结果数以百计的武士报名，他们兴高采烈的希望为主子去死，为此最后还需要决斗来争夺。

    这就是日本人的忠，有些极端的忠诚。

    所谓的忠，就是像日本这样，下级对上级的无条件服从，最后构成复杂的社会关系。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人在法律上消灭了武士阶层，但是以忠为核心的武士道文化，非但没有消灭，反而通过后来的义务教育推广到了全民族，日本军队中后来流行的武士道文化，就是从这里发源的。

    日本二战失败之后，武士道文化看似被消除了，可这只是表象。因为“忠”文化是日本社会运作法则的构成，是不可能被消灭的，但是那时候的日本已经引入了西方的商业文化，在美国的推动下，日本社会变成了一个商业社会。

    也就是在那时候，日本的传统文化开始跟商业社会结合，而且爆发出了强大的力量，助推日本走向世界一流。

    他们是如何做的？

    他们没有完全按照西方模式见礼一个个独立的公司，而是维持了过去旧有的一些财阀性质的会社，并且将忠文化灌输进了商业文化之中。日本公司的员工，对公司极为忠诚，一个人往往一辈子就只服务于一家公司。而且拼尽自己的全力为公司服务，无条件的加班加点，这一点在全世界独一无二。

    同时日本的公司，也不会开除员工，这就是所谓的终身雇佣制。

    那么为什么日本员工对公司那么忠诚了，公司还要承诺终身雇佣呢？

    这就是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权责对等的体现了。权责对等是一种看不见的法则，也许有人清楚，有人不清楚，但是这种法则一直在暗中发挥效力。为什么每每外敌入侵的时候，最底层的民众抵抗的热情不高，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享受到权力，就没有承担责任的觉悟，觉得反正谁来了自己都是交税纳粮的命，何苦付出巨大的风险去反抗呢。

    日本员工向公司付出了忠诚，公司则通过保护他们的利益作为汇报，反过来员工就更愿意忠于公司，权责在下级向上级效忠，上级对下级提供保护中达到了一致，只有权责对等，才能达到平衡，才是可持续的。

    也通过这种方式，日本公司将传统的武士对大名的忠诚，日本军队对天皇的忠诚文化，发展到了员工对公司忠诚的文化，将传统的忠文化潜入到了公司这样的商业组织中，达到了传统文化和现代商业文化的结合。

    那么中国的未来要如何将传统与现代，将传统道德和商业文化相结合呢？

    朱敬伦思索了很久，他知道中国社会要比日本社会复杂的多，日本人单一的学习到了中国的忠文化，但中国文化中，可不止是一个忠文化，在社会运转过程中维系社会关系的文化内容至少有三种，一个是“仁”，一个是“义”，另一个就是“忠”。

    所谓的忠，体现的是一种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同时通过上级对下级权力的维护得到统一的平衡，这主要是体现在上下级，尤其是紧邻的上下级之间的。

    所谓的义，则主要是在平等地位的社会成员之间发生的。

    中国有句古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靠父母就要听父母的，而父母则肯定是保护儿女的利益的，虽然中国文化将儿女对父母的忠，称作孝，其实不过是带有血缘关系的忠诚罢了，是忠的一个特别情况，同样的例子还有弟弟对兄长的忠诚服从叫做悌，可以说孝悌都是忠的衍生。

    出门靠朋友，朋友之间当然是平等的，不需要服从朋友，无条件听朋友的。但你依靠了朋友，如何回馈这种帮助呢，所谓朋友之间就应该怎么怎么，那是天真的说法，不是社会系统的运行法则，社会系统的权责法则一定讲究一个对等。义，就体现在这里，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得到朋友的帮助，你依靠了朋友，平衡这种权责的，则是你将来在朋友需要帮助的时候，一定不能推卸责任，否则人家会说你不仗义，不义气等等，这就是所谓的义，是一种平等地位之间的权责平衡。

    维系中国社会的另一种权责法则，叫做仁。

    这个仁往往也是高地位向低地位传递的，而且往往发生在地位差别悬殊的阶层之间，所谓仁，是一种高地位的人对低地位的人的一种恻隐和怜悯之心。比如皇帝跟百姓之间，皇帝如果关爱百姓，就叫做仁君；比如富人对穷人之间，经常救济穷人，就叫做仁善。

    但是仁这种维系社会的权责对等比较松散，原因是地位差别太大，而且首先仁必须先是一种道德层面的恻隐之心，因此往往是用道德层面的权责来回馈的，比如下层对上层的感恩，所谓恩出于上，感之于下，并不强烈的要求下层必须施加同样的物质回馈，所强调的，不过是一个感恩之心，要求人要懂得感恩等等道德层面的东西。

    对比之下，日本主要是用忠文化来维系古代传统社会的，而中国则主要以仁孝忠义来维系社会关系。

    那么将中国传统道德融入现代商业体系之中的话会是一种什么情形呢？

    将忠融入商业文化日本人提供了一个范例，无非是员工对公司极度忠诚，公司对员工极力维护，这一点相对来讲比较容易。

    那么把仁融入商业体系之中，难道就是要商业组织的上层关心下层利益？

    那么义呢，这种平等地位之间的互助权责，又要通过什么来体现？平等员工之间的互相帮助，以商业的手段来实现的话，比如建立某种员工互助基金。

    朱敬伦自己也想象不到如果以这些原则来重新塑造商业系统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但是他认为是值得尝试的。

    但有一个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忠孝仁义来规范，组织与组织，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能不能用这些原则来约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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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张比较枯燥，但我还是费劲笔墨写下来，因为我觉得很重要，因为这几张的思想，将是朱敬伦打造工业化的一个基本原则。将决定后半本书的情节发展，这也是我个人认真思考过的，大家看看是不是也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