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到大明半年来，湘军果然没有发生动乱，这即让清廷欣慰，却更感到恐慌，因为他们看到曾国藩在湘军中的威望，实在是不可替代，而清廷对这只军队，没有一丝一毫的掌控能力。

    当然曾国藩不是神仙，也不是圣人，即便最为推崇他的改革开放之后，他也顶多被文人吹捧为半个圣人而已。

    所以曾国藩不可能真的只用一封信就让湘军上下服气。

    曾国藩为了在他之后让湘军保持稳定，他是动用相当多的政治手段的，在这个过程中清廷完全配合了曾国藩。

    比如曾国藩提出，让清廷补发军饷，清廷是咬着牙从各种地方，尤其是最后借了大笔的洋人贷款给湘军补发了大半年的欠饷。

    另外曾国藩给湘军将领请封，清廷也逐一采纳。

    湘军虽然名将众多，但随着罗泽南、李续滨等早期猛将的战死，后期的两大支柱，一个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率领的吉字营，得名是因为1856年曾国藩为支援江西吉安而招募，另一大主力则是号称霆军的湘军鲍超部。

    曾国荃不用说了，身份上是曾国藩的亲弟弟，自身也战功赫赫，安庆之战，天京之战，湘军后期的攻坚作战，几乎都是曾国荃一手指挥，因此威望很高，几乎被湘军内部看作是曾国藩天然的继承人。

    鲍超的身份则有些尴尬，他出道更早，早在太平天国还在广西的时候，他就在八旗将领向荣手下带领川军作战，但真正发迹还是在湘军时期，但他本人不是曾国藩嫡系，而是跟随湖北巡抚胡林翼出道的。

    胡林翼将鲍超引为心腹，要钱给钱，要人给人，才成就了鲍超的战功。而且跟曾国荃相比，鲍超是一个更纯粹的武将。

    在战功上，鲍超的战功稍弱于曾国荃，安庆作战和天京之战上，鲍超基本上都是在外围作战，配合曾国荃。比如曾国荃包围天京早期，鲍超参与作战，等包围圈稳固之后，鲍超带人就到江西持续打击黄金文等太平军外围势力。

    但要论军力强弱，曾国荃和鲍超是不相上下的，曾国荃主力吉字营兵力不到两万，鲍超部精锐不过一万二，俩人是旗鼓相当，同为支柱。

    可俩人身份差别很大，曾国荃是曾国藩的亲弟弟，鲍超早年跟随向荣，跟随胡林翼，尽管胡林翼过去一直唯曾国藩马首是瞻，可胡林翼自己都已经死了，所以鲍超这只部队，位置十分的尴尬，说是杂牌吧，他战斗力很强，说是嫡系吧，又总感觉跟曾氏兄弟隔得比较远。

    面对这两人，曾国藩向清廷上书，擢升曾国荃为安徽巡抚，鲍超则为江宁将军。

    清廷对这个建议，欣然采纳，因为他们看出，这是曾国藩自己在往湘军中掺沙子，是可以用鲍超来制衡自己的弟弟曾国荃，鲍超地位本就尴尬，如果将鲍超调往曾国荃帐下听令，鲍超自己都不会有怨言，相反还会为靠上了曾氏兄弟这棵大树而踏实。

    可是曾国藩却同时提拔鲍超和曾国荃，尤其是鲍超，此前驻防将军这种官职，可是旗人专享的，现在也破例给了一个汉人，鲍超的地位等于是大大的提升，甚至还稳压了曾国荃一头，因为驻防将军是跟总督平起平坐的，而巡抚明显在总督之下。

    但问题是曾国荃的势力，明显大过鲍超很多，尤其是曾氏兄弟的名分，加上赫赫战功，可以说只要曾国藩现在死了，曾国荃登高一呼，湘军诸多名将下辖的十余万军队，一定会拥护曾国荃的。

    因此曾国荃势必对鲍超不服，而鲍超因为自己地位提高，也不会向曾国荃示弱，今后俩人指挥貌合神离，恐怕很难合作下去了。

    拆散湘军中两大支柱，也就等于肢解了湘军，让曾国荃和鲍超都无力割据一方，清廷何乐不为，以前只敢这么想，现在既然是曾国藩提出来了，他们乐的顺水推舟。

    只是这样以来，湘军就防守有余，进取不足了。曾国荃继续驻扎安庆，一步都不挪窝，既有对这个安排不满的意思，也是因为实力上确实不济，一时之间很难在顺流而息跟已经恢复元气的太平军交锋。

    但太平军想要绕过安庆的湘军，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两军就僵持在了长江一线。

    这就是目前北方的态势，可以说很大程度上，都是曾国藩来岭南造成的，曾国藩南下岭南，影响如此之大，他个人的行为，显然已经不再是一种私事，而成了一种政治事件了，这就是真正的重臣的威力，如龙王，行走间披风带雨一般。

    曾国荃率本部以及其他各部湘军驻扎在安庆的兵力已经到了四万人，鲍超手下也扩张到了三万余，转而驻扎到了江北的瓜洲一带，跟镇江的太平军隔江相望，防止太平军过江，而其他还以江宁将军的身份，节制江北绿营、八旗诸部五万余人。

    鲍超在江北，左宗棠和李鸿章两股力量都放在这里就有些拥挤了，所以清廷任命左宗棠为江苏巡抚驻守淮阳之间，而将李鸿章北调镇压山东的捻军，给李鸿章了一个山东巡抚的身份。

    显然清廷在给湘军制造分歧之后，还继续使用政治手腕瓦解汉人军阀集团，继续抬高李鸿章和左宗棠的地位，不但不因战败而责罚二人，继续许以高官厚禄，在政治上，慈禧和奕欣这一对叔嫂组合表现的可圈可点。

    这一切政治事件都是围绕曾国藩南下而发生的，可以说在曾国藩南下事件中，得利最大的政治团体无疑是大明国，因为通过将曾国藩扣押为人质，瓦解了湘军集团对大明的威胁；而得利最大的个人，则肯定非李鸿章莫属了。

    借此机会，李鸿章陡然掌握了山东的实权，而且山东靠近京畿，显然他在清廷地方势力中的地位已经成为曾国藩之后的第二人，稳压实力更强大的曾国荃一头，也把只掌握了半个江苏的老对手左宗棠抛在了后面。

    看到曾国藩，朱敬伦随口问了下身边的人，曾国藩最近在做些什么。

    之前他对曾国藩是很关注的，但自从决定不管政事之后，他很久都没收到消息了。

    当地官员马上汇报上，曾国藩这段时间一直都在新安县，常常去洋人的教堂，礼拜日去观摩人家做礼拜，平时也常去听神父布道，听说跟好些个洋人神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他就没见什么人吗？”

    通过成功阻挡太平军在湖广一带扩张，尽管没有能够毕其功于一役，由于大明的干涉，湘军没能在两年前攻占天京，可是士大夫阶层的普遍态度还是认为，如果不是曾国藩横空出世的话，太平军恐怕早就灭绝了清廷，同时也灭绝了华夏人伦。

    保卫了儒道名教人伦这个大功绩，让曾国藩即使是在大明国，依然享有极为冲高的威望，因为士大夫阶层不是以一个挽救满清的名臣身份看待他，而是将他堪称了保卫华夏千年人伦利益的卫道者身份来看待。

    这种卫道者身份实在是太可怕了，放在西方那肯定是会加上一个圣徒的封号。

    因此朱敬伦始终认为，曾国藩如果有意跟大明的士大夫阶层联络的话，尽管不可能给大明带来什么颠覆性的麻烦，可让大明官府头疼一阵子还是很容易的，所以他之前才很关心曾国藩的动向，知道之前曾国藩本人十分克制，始终坚持不跟当地的文人接触，反倒是跟洋人交往密切。

    让朱敬伦不解的是，如果曾国藩跟一些洋人工程师，甚至外交官交流他都不奇怪，可偏偏曾国藩热衷于跟洋人的神父们交往，这就让朱敬伦很不理解了。

    难不成曾国藩想要信基督教不成？

    这种想法只是想一想就让人觉得滑稽。

    “他不去跟当地的文人交往，你们不妨请一请他，他或许在避嫌，官方出面让他做点文章，出不了大事。”

    朱敬伦心想，如果曾国藩有意找事那才会麻烦，可现在看来，曾国藩是在躲事，他无心闹事的话，那就不会有事，反而这么一个大名鼎鼎的理学大儒，整天不跟大明的文人交往，天天往教堂跑，恐怕麻烦更多。

    所以朱敬伦反而想要促成曾国藩跟大明的文人，尤其是那些对官府一直怨言很重，那些以清廷忠臣自居的保守乡下文人沟通一下，希望曾国藩这个理学功底身后，实际上内心却推崇实用学问的洋务派元老级人物，能够让那些真正迂腐的士大夫换换思维。

    “另外请他去我们的学堂去看看，听听这个大儒的建议，也许他会有什么好的主意。”

    朱敬伦继续建议道。

    乡下学堂问题，让朱敬伦是不满意的，如果单纯的对比，可以说这几年进步极大。

    经过几年的建设，大明的教育制度已经有了雏形，通过科举考数学几何知识，已经让大明的读书人不敢不学数理几何了，可以说朱敬伦是以科举为诱饵，已经慢慢转变了传统的教育制度。

    可是普及率让朱敬伦很不满意，这都五六年时间了，可他设想的普及教育，目前统计的入学率还只有三成。当然从几年前的一成都不到，现在能覆盖三成的适龄学童，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可一想到日本人起步的时候，就已经五成识字率，朱敬伦就觉得这个普及教育还是太慢，他当年可是希望十年内完成普及的，现在看来，任重而道远。

    最根本的阻碍，还是乡下士大夫的阻挠，打死朱敬伦也想不到竟然有一股势力在阻挠教育的普及，儒家不是强调有教无类的理念吗？

    他想看看曾国藩对乡下儒生那种最保守的态度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