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虽然，其人物之位置，果何等乎？其与中外人物比较，果有若何之价值乎？试一一论列之。

    第一、李鸿章与霍光。史家评霍光曰：“不学无术。”吾评李鸿章，亦曰“不学无术。”然则李鸿章与霍光，果同流乎？曰，李鸿章无霍光之权位，无霍光之魄力。李鸿章谨守范围之人也，非能因于时势，行吾心之所安，而有非常之举动者也。其一生不能大行其志者以此，安足语霍光？虽然，其于普通学问，或稍过之。

    第二、李鸿章与诸葛亮。李鸿章，忠臣也，儒臣也，兵家也，政治家也，外交家也。中国三代以后，具此五资格，而永为百世所钦者，莫如诸葛武侯。李鸿章所凭借过于诸葛，而得君不及之。其初起于上海也，仅以区区三城，而能奏大功于江南，创业之艰，亦略相类。后此用兵之成就，又远过之矣。然诸葛治崎岖之蜀，能使士不怀奸，民咸自励。而李鸿章数十年重臣，不能辑和国民，使为己用。诸葛之卒，仅有成都桑八百株，而鸿章以豪富闻于天下，相去何如耶？至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犬马恋主之诚，亦或仿佛之。

    第三、李鸿章与郭子仪。李鸿章中兴靖乱之功，颇类郭汾阳，其福命亦不相上下。然汾阳于定难以外，更无他事，鸿章则兵事生涯，不过其终身事业之一部分耳。使易地以外，汾阳未必有以过合肥也。

    第四、李鸿章与王安石。王荆公以新法为世所诟病，李鸿章以洋务为世所诟病。荆公之新法与鸿章之洋务，虽皆非完善政策，然其识见规模，决非诟之者所能及也。号称贤士大夫者，莫肯相助，且群焉哄之，掣其肘而议其后，彼乃不得不用佥壬之人以自佐，安石、鸿章之所处同也。然安石得君既专，其布画之兢兢于民事，局面宏远，有过于鸿章者。

    第五、李鸿章与秦桧。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

    第六、李鸿章与曾国藩。李鸿章之与曾国藩，犹管仲之鲍叔，韩信之萧何也。不宁惟是，其一生之学行“见识”事业，无一不由国藩提撕之而玉成之。故鸿章实曾文正肘下之一人物也。曾非李所及，世人既有定评。虽然，曾文正儒者也，使以当外交之冲，其术智机警，或视李不知，未可知也。又，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而李则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未曾有畏难退避之色，是亦其特长也。

    第七、李鸿章与左宗棠。左李齐名于时，然左以发扬胜，李以忍耐胜。语其器量，则李殆非左所能及也。湘人之虚忄乔者，尝欲奉左为守旧党魁，以与李抗。其实，两人洋务之见识，不相上下。左固非能守旧，李亦非能维新也。左文襄幸早逝十余年，故得保其时俗之名，而以此后之艰巨谤诟，尽附于李之一身。文襄福命，亦云高矣。

    第八、李鸿章与李秀成。二李皆近世之人豪也。秀成忠于洪氏，鸿章忠于本朝，一封忠王，一谥文忠，皆可以当之而无愧焉。秀成之用兵、之政治、之外交，皆不让李鸿章，其一败一成则天也。故吾求诸近世，欲以两人合传，而毫无遗憾者，其惟二李乎？然秀成不杀赵景贤，礼葬王有龄。鸿章绐八王而骈戮之，此事盖犹有惭德矣。

    第九、李鸿章与张之洞。十年以来，与李齐名者，则张之洞也。虽然，张何足以望李之肩背。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好名故常趋巧利。之洞于交涉事件，著著与鸿章为难，要其所画之策，无一非能言不能行。鸿章常与人云：“不图香涛作官数十年，仍是书生之见。”此一语可以概其生平矣。至其虚忄乔狭隘，残忍苛察，较之李鸿章之有常识有大量，尤相去霄壤去。

    第十、李鸿章与梅特涅。奥宰相梅特涅，欧洲十九世纪第一大奸雄也。凡当国四十年，专出其狡狯之外交手段，外之以指挥全欧，内之以压制民党。十九世纪前半纪，欧洲大陆之腐败，实此人之罪居多。或谓李鸿章殆几似之，虽然，鸿章之心术，不如梅特涅之险，其才调亦不如梅特涅之雄。梅特涅知民权之利而压之，李鸿章不知民权之利而置之。梅特涅外交政策，能操纵群雄，李鸿章外交政策，不能安顿一朝鲜，此其所以不伦也。

    第十一、李鸿章与俾斯麦。或有称李鸿章为东方俾斯麦者，虽然，非谀词则妄言耳。李鸿章何足以望俾士麦？以兵事论：俾士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以内政论：俾斯麦能合向来散漫之列国，而为一大联邦，李鸿章乃使庞然硕大之支那，降为二等国。以外交论，俾斯麦联奥、意而使为我用，李鸿章联俄而反堕彼谋。三者相较，其霄壤何如也？此非以成败论人也，李鸿章之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如俾斯麦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实优胜劣败之公例然也。虽李之际遇或不及俾，至其凭借，则有过之。人各有所难，非胜其难，则不足为英雄。李自诉其所处之难，而不知俾亦有俾之难，非李所能喻也。使二人易地以居，吾知其成败之数，亦若已是耳。故持东李西俾之论者，是重诬二人也。

    第十二、李鸿章与格兰斯顿。或又以李、俾、格，并称三雄，此殆以其当国之久，位望之尊言之耳。李与格固无一相类者。格之所长，专在内治，专在民政，而军事与外交，非其得意之业也。格兰斯顿，有道之士也，民政国人物之圭臬也。李鸿章者，功名之士也，东方之人物也，十八世纪以前之英雄也。二者相去，盖远甚矣。

    第十三、李鸿章与爹亚士。法总统爹亚士，在巴黎城下盟时之议和全权也。其当时所处之地位，恰与李鸿章乙未、庚子间相仿佛。存亡危急，忍气吞声，诚人情所最难堪哉！但爹亚士不过偶一为之，李鸿章则至再至三焉。爹亚士所当者只一国，李鸿章则数国，其遇更可悲矣。然爹亚于议和后，能以一场之演说，使五千兆佛郎立集而有余，而法兰西不十年，依然成为欧洲第一等强国。若李鸿章则为偿款所困，补救无术，而中国之沦危，且日甚一日。其两国人民爱国心之有差率耶？抑用之者不得其道也？

    第十四、李鸿章与井伊直弼。日本大将军柄政时，有幕府重臣井伊直弼者，当内治外交之冲，深察时势，知闭关绝市之不可，因与欧美各国结盟，且汲汲然欲师所长以自立。而当时民间尊王攘夷之论方盛，井伊以强力镇压之，以效忠于幕府。于是举国怨毒，集彼一身，卒被壮士刺杀于樱田门外，而日本维新之运乃兴。井伊者，明治政府之大敌，亦明治政府之功臣也。其才可敬，其遇可怜，日人至今皆为讼冤。李鸿章之境遇，殆略似之，然困难又较井伊万万也。井伊横死，而鸿章哀荣，其福命则此优于彼焉。然而日本兴矣，然而中国如故也。

    第十五、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李鸿章与日相伊藤，中日战役之两雄也。以成败论，自当右伊而左李。虽然，伊非李之匹也。日人常评伊藤为际遇最好之人，其言盖当。彼当日本维新之初，本未尝有大功，其栉风沐雨之阅历，既输一筹，故伊藤之轻重于日本，不如鸿章之轻重于中国。使易地以处，吾恐其不相及也。虽然，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但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同辈中不下百数，中国之才如鸿章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则又不能专为李咎者也。

    李鸿章之治事也，案无留牍，门无留宾，盖其规模一仿曾文正云。其起居饮食，皆立一定时刻，甚有西人之风。其重纪律，严自治，中国人罕有能及之者。

    不论冬夏，五点钟即起。有家藏一宋拓兰亭，每晨必临摹一百字，其临本从不示人，此盖养心自律之一法。曾文正每日在军中，必围棋一局，亦是此意。

    每日午饭后必昼寝一点钟，从不失时。其在总理衙门时，每昼寝将起，欠伸一声，即伸一足穿靴，伸一手穿袍，服役人一刻不许迟误云。

    养生一用西医法，每膳供双鸡之精汁，朝朝经侍医诊验，常上电气。戈登尝访李鸿章于天津，勾留数月。其时，俄国以伊犁之役，颇事威吓，将有决裂之势。鸿章以询戈登，戈登曰：“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效犬马之劳。”鸿章瞿然改容，舌桥而不能言。

    李鸿章接人常带傲慢轻侮之色，俯视一切，揶揄弄之。惟事曾文正如严父，执礼之恭，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李鸿章与外国人交涉，尤轻侮之，其意殆视之如一市侩，

    谓彼辈皆以利来，我亦持筹握算，惟利是视耳。崇拜西人之劣根性，鸿章所无也。

    李鸿章于外国人中，所最敬爱者惟两人，一曰戈登，一曰美国将军格兰德，盖南北美之战，立大功者也。格兰德游历至津，李鸿章待以殊礼。此后接见美国公使，辄问询其起居。及历聘泰西时过美国，闻美人为格兰德立纪功脾，即赠千金，以表敬慕之情。

    李鸿章之治事最精核。每遇一问题，必再三盘诘，毫无假借，不轻然诺，既诺则必践之，实言行一致之人也。

    李鸿章之在欧洲也，屡问人之年，及其家产几何。随员或请曰：“此西人所最忌也。宜勿尔。”鸿章不恤，盖其眼中，直无欧人，一切玩之于股掌之上而已。最可笑者，尝游英国某大工厂，观毕后，忽发一奇问，问于其工头曰：“君统领如许大之工场，一年所入几何？”工头曰：“薪水之外无他入。”李徐指其钻石指环曰：“然则此钻石从何来？”欧人传为奇谈。

    世人竞传李鸿章富甲天下，此其事殆不可信。大约数百万金之产业，意中事也。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管业云。

    李鸿章之在京师也，常居贤良寺。盖曾文正平江南后，初次入都陛见，即僦居于此，后遂以为常，云：“将来此寺，当为《春明梦余录》添一故实矣。”

    李鸿章生平最遗恨者一事，曰未尝掌文衡。戊戌会试时在京师，谓必得之，卒未获。虽朝考阅卷大臣，亦未尝一次派及，李颇怏怏云。以盖代勋名，而恋恋于此物，可见科举之毒入人深矣。

    以上数条不过偶所触及，拉杂记之，以观其人物之一斑而已。著者与李鸿章相交既不深，不能多识其遗闻轶事，又以无关大体，载不胜载，故从缺如。然则李鸿章果何等之人物乎？吾欲以两言论断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呜呼，李鸿章往矣。而天下多难，将更有甚于李鸿章时代者，后之君子，何以待之？吾读日本报章有德富苏峰著论一篇，其品评李鸿章有独到之点，兹译录如下：

    支那之名物李鸿章逝，东洋之政局，自此不免有寂寞，不独为清廷起乔凋柱折之感而已。概而言之，谓李鸿章人物之伟大，事功之崇隆，不如谓其福命之过人也。彼早岁得科第，入词馆，占清贵名誉之地位。际长发之乱，为曾国藩幕僚，任淮军统帅。赖戈登之力，以平定江苏。及其平捻也，亦禀承曾国藩之遗策，遂成大功。及为直隶总督，办天津教案，正当要挟狼狈之际，忽遇普法战起，法、英、俄、美皆奔走喘息于西欧大事，而此教案遂销沉于无声无影之间。迩来二十有五年，彼总制北洋，开府天津，综支那之大政，立世界之舞台，此实彼之全盛时代也。

    虽然，彼之地位，彼之势力，非悉以侥幸而得之者。彼在支那文武百僚中，确有超卓之眼孔、敏捷之手腕，而非他人之所能及也。彼知西来之大势，识外国之文明，思利用之以自强，此种眼光，虽先辈曾国藩，恐亦让彼一步，而左宗棠、曾国荃更无论也。彼屯练淮军于天津，教以洋操；兴北洋水师，设防于旅顺、威海、大沽；开招商局，以便沿海河川之交通；置机器局，制造兵器；办开平煤矿；倡议设铁路及军事、商务、工业，无一不留意。虽其议之发自彼与否暂勿论，其权全在彼与否暂勿论，其办理之有成效与否暂勿论，然要之导清国使前进，以至今日之地位者谁乎？固不得不首屈一指曰李鸿章也。

    世界之人，殆知有李鸿章，不复知有北京朝廷。虽然，北京朝廷之于彼，必非深亲信者，不宁惟是，且常以猜疑憎嫉之眼待之，不过因外部之压迫，排难解纷，非彼莫能，故不得已而用之耳。况各省督抚，满廷群僚，其不释然于彼者，所在皆是。盖虽其全盛时代，而其在内之势力，固已甚微薄，而非如对外之有无限权力，无限光荣也。

    中日之役，是彼一生命运之转潮也。彼果自初蓄意以主战乎？不能深知之。但观其当事机将决裂之际，忽与俄使喀希尼商请其干涉弭兵，则其始之派兵于朝鲜，或欲用威胁手段，不战而屈日本，亦未可知。大抵自视过高，视中国过大，而料敌情颇有不审者。彼盖未知东亚局面之大势，算有遗策，不能为讳也。一言蔽之，则中日之役，实彼平生之孤注一掷也。而此一掷不中，遂至积年之劳绩声名，扫地几尽。

    寻常人遭此失意，其不以忧愤死者几希。虽然，彼以七十三岁之高龄，内则受重谴于朝廷，外则任支持于残局，挺出以任议和之事，不幸为凶客所狙，犹能从容不辱其命，更舆榇赴俄国，贺俄皇加冕，游历欧美，于前事若无一毫介意者，彼之不可及者在于是。

    彼之末路萧条甚矣。彼之前半生甚亲英国，其后半生最亲俄国，故英人目彼为鬻身于俄廷。以吾论之，彼之亲俄也，以其可畏乎？以其可信乎？吾不得而知之。要之彼认俄国为东方最有势力之国，宁赂关外之地，托庇于其势力之下，以苟安于一时，此其大原因也。彼之《中俄密约》、《满洲条约》等事，或视之与秦桧之事金，同为卖国贼臣，此其论未免过酷。盖彼之此举，乃利害得失之问题，非正邪善恶之问题也。

    彼自退出总理衙门后，或任治河而远出于山东，或任商务而僻驻于两广，直至义和团事起，乃复任直隶总督，与庆王同任议和全权，事方定而溘然长逝，此实可称悲惨之末路，而不可谓耻辱之末路也。何也？彼其雄心，至死未消磨尽也。使彼而卒于中日战事以前，则彼为十九世纪之一伟人，作世界史者，必大书特书而无容疑也。彼其容貌堂堂，其辞令巧善，机锋锐敏，纵擒自由，使人一见而知为伟人。虽然，彼之血管中曾有一点英雄之血液否乎？此吾所敢断言也。彼非如格兰斯顿，有道义的高情。彼非如俾斯麦，有倔强的勇性。彼非如康必达，有爱国的热火。彼非如西乡隆盛，有推心置腹的至诚。至其经世之识量，亦未有能令我感服而不能已者。要而论之，彼非能为鼓吹他人，崇拜英雄心之偶像也。

    虽然，彼之大横著，有使人惊叹者。彼支那人也，彼大支那人也。彼无论如何之事，不惊其魂，不恼其心。彼能忍人所不能忍，无论若何失望之事，视之如浮云过空。虽其内心，或不能无懊恼乎？无悔恨乎？然其痕迹，从何处求之见之？不观乎铁血宰相俾斯麦乎，一旦失意退隐，其胸中??恚之火，直喷出如焰，而李鸿章则于其身上之事，若曾无足以挂其虑者。然其容力之伟大，吾人所尊敬膜拜而不能措者也。

    若使彼如诸葛孔明之为人，则决无可以久生于此世界之理，何也？彼一生之历史，实支那帝国衰亡史也，如剥笋皮，一日紧一日，与彼同时代之人物，凋落殆尽。彼之一生，以前光后暗而终焉，而彼之处此，曾不以扰动其心。或曰，彼殆无脑筋之人也。虽然，天下人能如彼之无脑筋者有几乎？无脑筋之绝技一至此，宁非可叹赏者耶？

    陆奥宗光尝评彼曰：“谓彼有豪胆、有逸才、有决断力，宁谓彼为伶俐有奇智，妙察事机之利害得失也。”此言殆可谓铁案不称。虽然，彼从不畏避责任，是彼之不可及也。此其所以数十年为清廷最要之人，濒死而犹有绝大关系，负中外之望也。或曰，彼自视如无责任，故虽如何重大之责任，皆当之而不辞。然此之一事，则亦彼之所以为大也。

    彼可谓支那人之代表人也。彼纯然如凉血类动物，支那人之性也。彼其事大主义，支那人之性也。其容忍力之强，支那人之性也。其硬脑硬面皮，支那人之性也。其词令巧妙，支那人之性也。其狡猾有城府，支那人之性也。其自信自大，支那人之性也。彼无管仲之经世的识量，彼无孔明之治国的诚实，虽然，彼非如王安石之学究。彼其以逸待劳，机智纵横，虚心平气，百般之艰危纠纷，能从容以排解之，支那近代人物，殆未见有其比也。

    以上之论，确能摹写李鸿章人物之真相，而无所遗，褒之不过其当，贬之不溢其短，吾可无复赞一辞矣。至其以李鸿章为我国人物之代表，则吾国四万万人不可不深自反也。吾昔为《饮冰室自由书》，有《二十世之新鬼》一篇，今择其论李鸿章者，附录如下：

    呜呼，若星氏格氏，可不谓旷世之豪杰也哉！此五人者，指域多利亚、星亨、格里士比、麦坚尼、李鸿章于其国皆有绝大之关系。除域多利亚为立宪政府国之君主，君主无责任，不必论断外，若格里士比，若麦坚尼，皆使其国一新焉。若星亨则欲新之，而未能竟其志者也。以此论之，则李鸿章之视彼三人有惭德矣。李鸿章每自解曰：“吾被举国所掣肘，有志焉而未逮也。”斯固然也，虽然，以视星亨、格里士比之冒万险、忍万辱、排万难，以卒达其目的者如何？夫真英雄，恒不假他之势力，而常能自造势力。彼星氏、格氏之势力，皆自造者也。若李鸿章则安富尊荣于一政府之下而已，苟其以强国利民为志也，岂有以四十年之勋臣耆宿，而不能结民望以战胜旧党者？惜哉、李鸿章之学识不能为星亨，其热诚不能为格里士比，所凭藉者十倍于彼等，而所成就乃远出彼等下也。质而言之，则李鸿章实一无学识、无热诚之人也。虽然，以中国之大，其人之有学识、有热诚能愈于李鸿章者几何？十九世纪，列国皆有英雄，而我国独无一英雄，则吾辈亦安得不指鹿为马，聊自解嘲，翘李鸿章以示于世界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呜呼，亦适成为我国之英雄而已矣！亦适成为我国十九世纪以前之英雄而已矣！

    要而论之，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彼非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心，然彼弥缝偷安，以待死者也。彼于未死之前，当责任而不辞，然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中国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皆然，而李亦其代表人也。虽然，今日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一人能及彼者，此则吾所敢断言也。嗟乎，李鸿章之败绩，既已屡见不一见矣，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