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广攻占了会理城后，西夏派使团来到了东京，要求大宋从会理退兵，恢复战前的边界。
    此时官家和众相公携宋军大胜之威，断然拒绝了西夏的要求，会理的战略价值实在太重要，以前宋军进攻西夏必须越过横山山脉，大宋和西夏各自在横山建立众多城寨，双方的城寨呈犬牙交错状态，所以大宋从横山进攻大都出师不利，损兵折将。
    虽然现在大宋与西夏的边境逐渐形成“筑城迫城，移寨攻寨”的战略。
    眼下大宋凭借雄厚的国力，已经在横山地区占据了上风，已经逐步收复了不少被西夏侵占的领土，并牢牢的掌控在大宋手中。
    这是温水煮青蛙式的蚕食战略，但是时间长，见效慢，耗费大，在宋军战力低于西夏军战力情况下的不得已采取的战略，但是还是要坚持下去，十年后的效果将显而易见。
    自从宋军打通了河西走廊，将大宋的国土推到了玉门关，也就恢复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大宋与西域甚至是极西之地大秦的商贸联系将重新建立起来，将会重现丝绸之路的辉煌。
    所以大宋要守住这片来之不易的疆土，必然会和西夏战争不断，所以孟鸣提出的针对西夏的边防战略，是行之有效的。
    尤其是占领会理城后，兴庆府门户洞开，直接受到宋军的兵锋威胁，宋军的骑兵只用大半天的时间就就会兵临兴庆府城下。
    孟鸣来到了垂拱殿，政事堂的诸位相公：同平章事吕夷简，参知政事王曾、张士逊、钱惟演，三司使李迪，枢密院薛奎，御史台鲁宗道等中枢大臣；六部院的尚书、侍郎；三衙即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的都指挥使和副指挥使；还有资政阁的学士，只有寇准和孟鸣，共计有二十名参加此次朝会。
    赵祯不时就和太后刘娥到场了。
    赵祯坐下后，就直奔主题说道：“诸位爱卿，现在我大宋已经全面收复了前唐的河西之地，属于开疆扩土之功，朝廷应奖赏前线用命的将士，退朝后政事堂拿出赏赐的方案来。”吕夷简上前应声领命。
    赵祯接着说道：“昨日，朕收到了偏将杨文广攻取西夏会理的捷报，杨将军并打退了西夏近一个月的疯狂反扑，并杀伤、俘获夏军将兵近五万人，让西夏无力再战，取得了空前大捷，朕与众卿家共贺之。”
    赵祯说完后，下面一众大臣皆高声称贺。
    毕竟西夏自李继迁到其子李德明以来，宋军和西夏军交战大都败多胜少，并且惨败居多，这让大宋的君臣谈西夏兵事就色变，心里留下阴影了。
    此次杨文广的大胜，一扫君臣心中的阴霾，大家都扬眉吐气。
    赵祯又说道：“根据杨将军的捷报中提到了一个叛宋的士子，名叫张元，他制定了西夏的反攻计略，要不是会理城内西夏细作的反水，会理极有可能守不住，这个张元深受李德明和李元昊父子的赏识，近四年来西夏攻宋的策略，大多都出自此人之手，让大宋在边境屡屡损兵折将、损失惨重，造成了几十万便民和边军的伤亡。朕让皇城司搜查了此人的信息，得知此人是在先帝的殿试中落第的，在老家又被县令殴打折辱，一气之下，叛宋投夏，与我大宋为敌。这样的大才不被朝廷所用，流落到敌国，朕之过失啊，众臣工要想个好法子，不要让张元这样的大才流失于野，再出现叛逃投敌的现象。”
    正因为张元当年叛宋投夏之事，给宋朝以极大震撼与教训。
    赵祯就拿出了自己的方案，说道：“众卿家朕有个应对之法说一下，朕要改革眼下的科举进士中的殿试实行末尾淘汰的录取制度，而对凡是中了进士之后的人一律授以进士出身!即使那些科举成绩可能不算太好的，也授以“同进士出身。”
    尽量防止再出现文人叛逃为敌所用之事。政事堂的相公和其他大臣相继称善，商定下次殿试就实行。
    对于大宋和西夏的攻防战略而言，必须制定一个长久、稳定、有效的战略。
    其实孟鸣从手机上画出了西夏的地图，比例是一比二十万，就是地图上一厘米代表实际距离为二公里。
    地图上面标注着各种地形：山脉、河流、沙漠、平原等，用不同颜色标识，让人一目了然。
    再就是西夏境内的城镇、关隘、军镇、九大军司的布防驻地等，还有道路走向、黄河航线等交通线路。
    最重点的是宋夏边境的大宋和西夏的军镇和城寨分布图，尤其地形图甚是详细，山峰的海拔高度、道路走向、隐秘重要的山间小道都有标注。
    并将辽国的部分区域也做了标注，还有青塘吐蕃诸部的地图，此地图一丈长，两米多宽。
    孟鸣在朝会上拿出地图，赵祯和诸位大臣都过来观看，最后赵祯叫来黄门太监，将地图挂在一面墙上，西夏地图就能很直观的显现在大家面前。
    吕夷简说道：“孟驸马的呈献的地图，真是神来之作啊，直观、精确、易懂，既可以民用，也可以军用。”大家都啧啧称奇。
    最后大家的目光都聚集在宋夏的边境上，自东向西，大宋的七大军司的分布一目了然，分别是：河东路的火山军、晋宁军，永兴军路的绥德军、保安军、定边军，秦凤路的镇戎军、怀德军。还有一百多个城寨。
    孟鸣说道：“各位上官，你们看，我们现在最好先期占领西夏以南的领土，将大宋的国境线推到长城，那么我们就不用再修建几百个城寨，我算了一下，建二百个城寨，分五年建成的话，共需要两千万贯，宋夏边境有宋军六十万，五年的军费五千万贯，平均每年的军费在一千四百万贯，相当于大宋的财政收入的五成，所以不解决西夏问题，大宋早晚会被宋夏战争的军费拖垮，所以必须制定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西夏问题的战略。”
    官家和众大臣皆以为然。
    孟鸣又说道：“先期五年内，夺取西夏长城以南的领土。
    在这里不得不说大宋军队的战力问题，宋军的战力远逊于西夏军的战力，这是不争的事实。
    最主要的的原因总体来说是“重文轻武”造成的。唐末五代兵变频繁，使我朝的，君臣和士大夫养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
    都认为武将位尊权重，必然会尾大不掉，形成方镇割据之患。
    因此对将领无端猜疑和百般防范，实行重文轻武、以文制武，通过以文臣主兵，用宦官督察，以“将从中御”等手段来削弱和限制将领的指挥权。
    却从没思考唐朝藩镇之乱的真正根源。我朝军事最高指挥机构枢密院和各地方军职均由文官出任。
    结果在重文轻武风气影响下，文人大多未经战阵，缺乏统兵作战的实际能力，让他们领兵作战，其后果不待言而自明。”
    孟鸣接着又说道：“朝廷为了防止武将拥兵自重，建立了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的建立，巧妙地把兵权一分为三。
    枢密院有调兵之权，却不掌管军队。
    三衙掌管军队，却无调兵之权。
    遇有战事，由皇帝任命率臣领兵出征，从而实现了“发兵之权”与“握兵之重”的分离。
    这种体制对于消除中唐以来绵延200多年藩镇割据的局面，确实起到了重大作用。
    但由于过分地集权中央，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弊端。统制过严，机构重叠，造成了前线的“兵不知将、将不知兵”。
    和西夏交战的过程中，部队与部队之间权限不明，政出多门，不能相互统筹协调，结果必然是各自为政。
    必然会被西夏军各个击破，而无法相互援救。
    根据战场敌情瞬息万变，因地因时灵活行事，乃是作战指挥的起码要求。
    而我朝则不然，实行“将从中御”。
    远离前线中枢大臣，依据主观臆测，制定作战阵图。
    使征战将帅像被提线的木偶一样，被钳制和剥夺了战场上的机动指挥权。
    使那些名将无法发挥卓越的谋略，只能死守阵图，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机错失而无能为力。
    前线军队通讯联络条件极为不畅的情况下，依靠预先制定好的阵图，遥控作战，不许更改，无疑是一件极为荒唐可笑的做法。
    敌军怎么会按照我方的阵图作战啊，这根本是掩耳盗铃之举嘛，必然会遭到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