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关系上说，在近代，德国是唯一的在列强环伺下对华相对较友好的国家----不要说德国也曾经参与了八国联军和强占了胶东湾----在群狼分羊、趁火打劫的时候，谁又舍得不分一杯羹呢？至少在战略政策上，德国对华没有太大的野心。
    当然也不是德国好心，只是德国由于地缘政治的条件，他只能在陆地上求得向外突破：英国已经在海上形成了短期内无法突破的地位，英法联盟彻底阻塞了其向西突出大西洋的可能。日德兰海战表明，就战役胜负得失而言，德国海军略占上风。但就战略意义而言，英国仍保持了对德国的海上优势，德国企图打破英国海上封锁的目的未能实现。由于西面的法国和东面的波兰都和英国结成联盟，德国军界已经形成这样一种共识：不打破英法联盟，日尔曼民族的发展方向将没有空间。而要超越英国法国，工业上的超越必不可少。
    由于海军力量的不足，对中国的控制只能是有心无力。既然如此，远交近攻不失为一个符合国家形势的政策。一战后德国丧失了其所有的海外殖民地，意味着丧失了廉价和稳定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市场，而且破落的国内经济和与其它列强相比极端不平等的贸易地位，使得德国也急需像中国这样既能提供大量稀缺农矿原材料，又有广大国内市场并且迫切渴望先进技术，并愿意且有能力支付国际通货或者进行易货贸易的贸易伙伴。
    同样地，也是由于一战的战败使德国处于残破不堪岌岌可危的境地，但由于失去了在中国所有的殖民地，并且不再有机会对海外用兵，反而使中德之间能处在一个比较平等均势的地位上进行交流。虽然德国已经战败，且凡尔塞条约的限制，使德国不能正常进行外贸出口，但德国国内的各种工业能力和技术水平仍然居于世界前列，而且急需通过扩大生产来拯救衰败的经济，所以德国积极寻求海外的合作伙伴。最初是苏联和南美的阿根廷、智利(这也是为什么南美两国有相当德国移民和受德国文化影响)。而对于迫切想进行现代化的中国政府而言，这样的德国绝对是物美价廉的贸易伙伴。
    就这样，德国对于原材料的需求和缺乏对于中国政治干预的兴趣促使德国积极加深和加快与中国的合作，中国也以蕴藏着的德国所缺乏的数量巨大的战略原材料，来交换自身迫切需要的在工业和军工能力上给予的帮助。中德交往大有好处。
    张汉卿也是看到这里，所以在德国战败的当年，即从东北一隅请到了德国的军事顾问，并在长期合作过程中得到了德国军界的信任，为国民政府全面展开对德交往打下良好的基矗与此同时，中国为了对抗日益临近的日本入侵的阴影而对于工业化的渴望也加深这种合作。所以从1920年代起，双方几乎是一拍即合，从工业、农业、军事等各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合作。
    正史上也是如此：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采取一系列措施开拓中国市常这些措施使中德关系不断改善，也促进了德国在华利益的增长，并对德国对华外交的决策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20、30年代，德国国内各派势力在远东政策上出现了分歧，来华德国军事顾问问题是其中一个焦点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国防军和外交部间发生了许多争执，但它们的分歧并非实质性的。在纳粹上台前，传统的德国统治精英一直寄希望将中国培养为自己在远东的战略盟友，而即使纳粹上台后为了加快德国的军事工业建设，大力吸引原材料和外汇也积极采取与中国政府合作的做法。
    1921年5月20日，中德签署《中德协议》，它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互惠的条约，对张汉卿经济发展政策有重要影响。在这个协议中，德国对进入市场的可行性进行周密的规划，把在中国的经济利益拓展建立在长远而大规模的投资基础上。通过当时的德国军工联合体----德国国防军与全德工业联合会的不懈努力，变成中国振兴计划与德国经济利益紧密结合于一体。
    1919～1922年，东三省最大的贸易伙伴不是近在咫尺的日本而是德国，德国的油脂工业原料几乎完全依赖东北的大豆出口。到人民党执政的1924年，德国与中国的贸易额为3。475亿美元，而同日本的贸易额则下降为2。34亿美元。德国工业对于中国出产的钨砂、锑、锰、锡、猪鬃和桐油也有大量需求。以钨为列，德国是中国钨砂的主要进口国之一，从魏玛时期起德国就已通过民间贸易的方式从中国进口钨砂，在1920年代便已是中国钨最大的买主，至30年代，钨砂矿成为中德贸易中至关重要的战略物资，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德国从中国进口的钨砂矿数量增长了四倍多，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其它商品，钨砂价格指数的上升速度也很快，十年增长了3.4倍，这是其它商品所无法相比的。这近二十年期间德国进口的中国钨砂数量呈持续上升趋势。
    一批德国政府委派的外交官积极参与中德的各类贸易和经济合作，甚至有人数次前往华南江西、广东地区考察重要战略资源钨、镊、锡等矿产的生产，并主导了中国向德国所下的军事采购计划。凭心而论，德国卖给中国的武器装备虽然价高但质地优良。更多的德国军事教官为人民党军官团轮训制定具体教程并亲自参与讲解，当然同时他们也积极为德国政府服务。
    由于德国马克的飞速贬值，和中国货币的信用问题及国内市场货币多样化的现状----基本上国内“袁大头”和张作霖起家的“奉天券”处在同一价值。双方商定中德经济贸易主要用以物易物的形式完成，对两国现状来说，这无疑是最好的办法。
    1924年8月23日，中国财政部长张振鹫与德国合步楼公司(hapro，原名handelsgesell schaft fur industrielle produckte，是一家具有军方背景的私营企业)在庐山的牯岭签订了《中德原材料及农产品与工业及其它产品互换条约》，又称“合步楼条约”。中国开始用钨砂、锰砂等战略性原料和农产品换取德国的工业产品，尤其是军需品。这个完全平等，双方享有相同的权利的易货贸易条约为中德双方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中国而言，它解决了因内战和巨大预算赤字导致的无法向国际贷款的困境，以及西方世界对中国武器的实质上的进口阻扰，不仅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发展，也给中国军队的革新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对德国而言，条约签署后，中国向德国提供的原材料几乎满足了德国的全部需求，使德国几乎不用在国际原材料市场采购其它任何产品。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德工业合作计划是同年的三年计划，这个计划由中国政府的资源委员会与德国的合步楼公司共同负责。计划的主旨是在短期内建设一个工业基地以抗衡日本，长期目标则是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建设一个工业中心地带，以供长期的工业发展。三年计划有几个基本组成部分，例如对钨和锑全部有关业务的专管，在湖北、湖南和四川（此阶段人民党政府尚未取得对该地域行政的控制，但出于对张作霖政府的信任，计划已经涵盖）等地建设17座工厂，包括钢铁、燃料（煤矿和油矿）、机械、电气、化工等重工业厂矿和发电厂。正如1924年签订的以货易货协定中勾画的大纲所显示的，中国通过提供稀有矿产换取德国的技术和装备来实现这些计划。三年计划也为民国政府培养了一批受过高级教育的技术官员，以负责这些国家计划。
    从客观上说，德国政府重整军备的需求必须确保为其工业品和军事装备换取战略原材料的供应。有鉴于此，大工业财团克虏伯、法本、西门子，德意志银行、德意志德国工业银行大量对华投资成为趋势。因为此时英美等战胜国对德国海外投资的限制，这种投资采用以国家作对外投资的直接担保，国际银行汇划结算协定，易货贸易筹办、进口许可证和出口补贴等方式来进行国际间的直接贸易。
    到1926年4月8日，合步楼公司合伙人将其股份转让给德国国防部，从而由军方背景的私营公司变为国营公司。当天中国总理王永江与德国总理威廉﹒马克思签订了合步楼条约的补充协定——《德华信用借款合同》，由德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价值1亿美元的无限期周转贷款。此外，中国方面承诺以每年20%的比例将1亿美元信贷从德国采购设备和技术资料。张汉卿为此与威廉互致贺电，标志着中德关系进入了“蜜月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