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张汉卿要整顿币制，以结束民国初年复杂的货币状况。
    在我国货币史上，白银自汉代已逐渐成为货币金属，到明代白银已货币化，中国真正成为用银之国。但实行的是银两制，以金属的重量计值，属于称量货币制度，没有踏进货币制度阶段。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颁行《币制则例》，正式采用银本位，以“元”为货币单位，重量为库平七钱二分，成色是90%，名为大清银币。但市面上银元和银两仍然并用。辛亥革命后，于1913年公布《国币条例》，正式规定重量七钱二分、成色89%的银元为我国的货币单位，但银元和银两仍然并用。
    中国疆城辽阔，货币制度一直很复杂混乱，严重地影响了商品的流通和交易，并且不利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财政金融的稳定。各省军阀为了扩充实力，又在各地发行了许多债券和纸币，仅在本省流通。像奉系在东北都发行过“奉天券”强制使用以缓解财政吃紧状况；像阎锡山建立铁路、盐业、垦业等银号，并为“四银行号”成立了实物准备库，并在1917年前后设立“铜元局”，以含铜量99。9％的旧式制钱为原料，用三文制钱改铸可当20文制钱的铜元一枚，在山西全省范围内流通等等。
    各地实力派拥有的军管政府印制具有法偿资格的不兑现纸币，用膨胀发行办法填补财政赤字，以集中财力为已所用，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成为后来许多战乱省份国民经济崩溃的重要原因。也是民国军阀如走马灯似变更，却能够屡兴不止的重要因素之一。
    只要统一了货币，收铸造权于中央，就能够保证中央的集权统治地位。就像秦始皇统一六国即统一货币一样。这个道理虽然简单，做起来却很难。本来民国二年公布的《国币条例》，正式规定重量七钱二分、成色89%的银元为我国的货币单位，“袁大头”银元就是这样铸造成的。但自袁世凯灭亡后，军阀四起，各地战争状态的延续使得各地已经在经济上变成了诸侯国，自成一体。铸币及发行纸币本来就是各地军阀赖以生存的保证，虚弱的中央当然无法收回货币权。
    只有当强有力的中央出现后，统一货币才能真正摆到桌面。但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即使从民国初银元和银两仍然并用，现有市面流通的货币已不敷使用，增加一批新的货币已刻不容缓。
    在张汉卿的建议下，国民政府公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
    1。国民政府废两改元，实行银本位制，统一货币铸造权。银本位币定名为“元”，总重26。6971克，银八八、铜一二，即含纯银23。493448克。银本位币每元重量及成色，与法定重量、成色相比之下公差不得超大型过0。3％，并规定一切公私交易用银本位币授受，其用数每次均无限制。新年初，国民政府实行“废两改元”，发行全国统一的银币。对老奉系内部呼声较高的以张作霖头像作为银币正面，张汉卿力排众议，坚持发行“孙中山头像”银元，以纪念孙中山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和体现人民党无私的情怀。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后加中国农业、工商、建设银行，废中央银行)为国家控制之发行行，这就是后世著名的“孙大头”的样式。
    2。其它银行不得继续发行新钞票，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银元为限，不得行使现金，其它原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准其照常行使，由财政部定期以法定银元换回。
    3。实行黄金白银国有，禁止黄金白银流通，并将收归国有的金银作为外汇准备金，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它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金、银本位币或其它金、银币生银等银类者，应自1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银元。
    4。为使银元对外汇比价稳定，规定由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建设、工商六行无限制买卖外汇；银元的价值用外汇率来表示；法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当时规定银元1元合0。5556美元，保持为固定汇率。
    之所以以美元而不是以当时通用的英磅为标准，是张汉卿清楚地知道，美国已经并且不可逆转地取代了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地位。正史上就因为中国银本位制的实施并与英磅形成固定汇率，引起美国的争夺，最终于1935年底美国变更购银办法，迫使世界银价猛跌，影响中国外汇基金的稳定。这才有1936年5月国民政府被迫与美国缔结的《中美白银协议》，其结果是最终使中华民国取代银元的法币成为英镑﹑美元的附庸。现在中国主动向隐形的大哥美国看齐，自然有机会让美国投桃报李，毕竟将来用着美国的地方还很多。
    统一了币制，是中国货币制度的进步，在实行后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使各方势力派彻底失去了和中央角逐的能力。
    冯玉祥、孙岳的军费均控制在人民党为主体的财经委员会下属的财政总署手中，在经历了拖、扣、减等种种排挤的对策后，冯、孙撑不住了。他们找上张作霖的重要助手、财经委员会主席潘复，要求获得和人民军一样的待遇。潘复已得少帅嘱托，以国家正在大力建设，资金紧张，此时宜统一军令，裁减国民革命军的人数。国防委员会早已断了国民革命军的装备供应，使二人成为无根之萍。
    年初国民革命军因欠饷发生哗变，执政张作霖反以“革命军不顾和平统一之大局，意图破坏好不容易得来之安定局面”为由，勒令冯、孙二人约束军队，勿生事端。不得已，孙岳提出国家既定，宜遣散军队，请求予以遣散费。潘复这才“挤”出了200万元，在总参谋部的监督下将国民革命军第2军所部3万余人全数遣散，而孙岳则挂名担任国防委员一职，过起了政治上的“隐居”生活。
    有孙岳作榜样，冯玉祥也感觉不妙起来。他以协商晋、直边防军人驻地为名（冯玉祥在张作霖入主北京后将主力调往保定，驻地与阎锡山的晋军接壤）赴晋与阎锡山会谈。
    阎锡山在军阀割据时代虽然左右逢源，上下周旋，力图自保，但是随着直系的瓦解，国民革命军的失势，亦难免唇亡齿寒之感。在张汉卿的“统一军令、政令”的步步紧逼下，犹豫再三，权衡得失，觉得人民军似有各个击破之举，于是准备联合冯玉祥、广西的李宗仁、川军四巨头及云贵各地督军，与中央相抗。冯玉祥到此，正合他意。
    不愧为富裕的山西督军，阎锡山出手便送出银元20万元作军饷，足以维持冯系军队的运转数月。但是狡猾的阎锡山也留了一手，他其后巧施手段，用经济手段勒住了冯玉祥的脖子，并收买了其手下部分高级军官，如正史上即有在战场上临阵倒戈的石友三、韩复渠之流。
    阎、冯的靠近，使张汉卿一下子警惕起来。历史上就是由这两人连同广西的李宗仁共同发起了规模宏大的“中原大战”，将中国因“东北易帜”所带来的大好统一局面又推向分裂，国家元气大伤，从而使日本白白拣了个大便宜，得以放胆进行“九amp;#8226；一八”。
    虽然人民军兵多，却不敢逼他太甚，将其推向对手怀中，不得已重新恢复其军费。虽然国家名义上统一，各方军队也有了“军事委员会”的约束，但张汉卿若想插手冯玉祥的队伍，却是难上加难。他一直呼吁军权的统一，但是在这个有枪就是王的乱世，哪个军阀愿意拱手将其最大的保障交与别人？
    不管如何，卧榻之傍，岂容他人酣睡？内有冯、阎环卫于侧，外有桂、黔、川、滇等地方实力派割据，还要防备国民党冷不防来个掀风鼓浪。这段时间，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来形容张汉卿的感受一点儿都不为过。
    在国内外形势向着张汉卿极为有利的方向转化时，张汉卿向地方军阀求武力统一之道的决心绝不会变。但西南诸省边远辽阔，注定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事。在对其用兵之前，必须解决后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