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迹象表明，民国十二年进行的总统大选非常不正常。本来平常时门可罗雀的议员们，忽然觉得自己时来运转，得到各方的关注了。
    自民初以来，民主在中国数遭摧残，国会历经丧乱，议员大多穷困潦倒，且出于对时局的失望，早已时荒志废，自暴自弃，与民国初年早已大为不同。本来民国时期军阀割据，谁掌握了兵权谁就稳坐了山头，这些议员们只是作为和平与民主的摆设，聊胜于无。但是议员又是选举总统的机器，各方要想合法地得到选票，这一关却必不可少。
    但是在目前北京政局牵扰了国内众多人士及外国观察家们的视线，中国未来向何处去，英法美日等各国均纷纷猜测与幕后运动，期望自己的代理人合法上台，以便继续获得在中国的利益。
    外界纷纷看好孙中山。毕竟这位中国民主运动的领袖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一身正气，大公无私，身后有强大的国民党作支撑（虽然国民党目前军事实力不足以占有支配性地位，但是作为先进的党派，在组织民众及宣传上拥有极强的优势），又有奉系全力支持，呼声最高。
    直系推举精神领袖曹锟为总统候选人，并在北京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为进行选举的活动机关。曹锟有自知之明，论军政才华，比自己适合做总统者不下一打，若真是公平竞选，是无论如何不能胜出的，徒为他人作嫁衣裳。他的亲信、直隶省长王承斌建议说不妨用贿选一招。
    对贿选，起初曹锟还忸忸捏捏欲盖还遮，他的部下王坦安慰说：“花钱买总统当，比之要了钱得贪污之名的人强多了，也比拿枪命令选举的人强多了。”
    于是曹锟派出自己的亲朋好友，向各方议员开出了每张选票至少5000元的“高价”（民国时期5000元可不是小数目，抵得上当时一个普通国会议员近十年的薪水）。议员们本在清水衙门里消磨时光，本就清寒。曹锟使的手段，却正是棉花蘸糖，温柔甜腻，恰好击中了他们的软肋。人常说“好汉吃软不吃硬”，所以从外地返京参会的议员络绎不绝，议员们只想占这个现成便宜，大多数抱定了一拿钱便走人的心理，而不愿承担任何责任。
    在大选问题短兵相接时，有许多议员丑态毕露。自从所谓议员任期延长后，加上大选又逼于眉睫，因此个个兴高采烈，眉飞色舞。而他们唯一所注意和关心的问题就集中于选票的票价。和票价有连带关系的是付款的办法，因为卖票的怕投了票拿不到钱，买票的则怕付了钱议员们不投曹锟的票；而票价的多寡也因人因事而异，同样是一个议员，同样是一张票，可是喊价不同，卖价不同，成交也不同。至于付款是现款抑支票，支票是即期还是远期，出票人是谁，银行是哪一家，都是争论的问题。
    对于出席会议却不愿贿选的议员，就派其家人朋友加以劝诱，结果议员由其妻妾或友人陪送来参会的有数十人之多。对不愿为区区数千元卖身的议员，则另有办法。甘石桥俱乐部乃以实授官职来代替金钱贿赂的，议员甚至有已受官职又反悔，于是回来受贿的。惟有蒙古议员多是王公贵族，蔑视金钱而重视官职，态度最为坚决。但是蒙古一省票数有限，作用不大。
    国会自然需要拉拢，众议院议长、国民党员吴景濂是其中的关键人物。曹锟许诺，只要当选，即委任吴景濂在曹锟政府中任国务总理。退一步说，万一因事故做不到国务总理，曹锟也会给予相当的酬报。拥曹派认为所给条件过于优厚，但是曹锟对总统志在必得，因为在大选工作上，以吴景濂在国会中的地位和影响，非依赖吴不可，为大局计，他并不计较开出的支票有多厚重。
    10月1日，第一次选举会召开，由于人数不足而流产。因此为曹锟选举服务的津派、保派和国会中的大选派都慌了手脚，忙做一团，不知如何是好。当晚在小麻线胡同一所讲究的住宅中，大选派议员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促成大选问题，当时商订了几个办法：
    （一）遣人分头疏通议员，由常会再定选举日期；
    （二）电请各省督长，推定各该省国会议员一二人为代表，负责拉拢各该省代表出席；
    （三）决定出席才发给出席费；
    （四）津保两派所分别接洽的各政团，应采取刚柔相济的手腕；
    （五）分派代表秘密南下，运动反直派中坚人物，予以特别待遇之条件，除了金钱上的承诺外，还答应政治上的优缺；
    （六）如果以上各点进行无效，则准备出最后一途，修改《大总统选举法》。
    同时，津派、保派还在甘石桥114号俱乐部举行秘密会议，讨论投票议员付给票价方法。为对付一些议员拿钱不出力，大多数主张在出席大选会的上午付款，议员收到票款后即聚集在一处，午后同乘汽车直接赴国会投票。
    计划策动480名参会议员收受曹锟的贿赂，虽然原则为每人5000元，但实际上根据人物地位或作用的不同，高的可达到1万元，都在正选项当日以支票形式发出。整个贿选包括给各政党的补助费、特别票价、普通票价、宪法会议出席费、常会出席费、特别酬劳费、“冰敬”、“炭敬”及夫马费、招待所临时费，秘密费等等，反正花样多多，各有名目，算得上是开现代中国行政腐败之先河，也需颇大的一笔支出。
    曹锟身家本有5000万，列北洋军政人物之首。但此次贿选，却并非出自他的私囊。直隶省长王承斌为筹集大选用款，逮捕了一批制毒贩毒的奸商，勒令他们以钱赎身，得款数百万，又向直隶170个县强迫性借款共数百万元。此外，各省督军、省长多有“报效”，数目最多的为直系山西督军阎锡山、江苏督军齐燮元，每人50万元。
    这么大的动静，“奉情局”负责华北事务的三处早已侦知。传到张作霖耳里，张作霖勃然大怒道：“妈拉巴子，曹锟是三花脸，是小丑，我们东北人绝不捧他。”并指令张汉卿，即刻于北京宣称议员若能不接受曹锟的贿赂，就可以向自己领取相同数目，这叫“反贿驯。
    张汉卿急电张作霖：“此虽系民国之极大丑闻，但宜不动声色，俟结果出再予以雷霆一击于我甚为有利：如曹贿选成功，则与国民党为一大打击，而后我可乘机讨伐，舆论在我。如曹贿选失败，则必不会善罢罢休，则孙先生亦需父亲为援，父亲亦可乘隙政入北京。胜负之数旬日可见分晓，关内必有一战，战则决定胜负，望父亲早作准备。”
    10月5日清早，国会街一带就出现了很多荷枪实弹的军警，城墙上则有许多瞭望兵，另外还有五六百名便衣游弋于群众当中，负责警务的直系官员如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车庆云等都亲自在现场指挥，严阵以待。其目的之一在于监视群众，一在防止议员偷偷离京。东西车站及各紧要通道，都布置有军警防阻议员出逃。遇到有议员出逃的情况，便衣都是一把揪住，大声诬赖其逃债，接着军警就会过来干涉，声称带回去盘问，事实上则是带回会常
    大选时间虽定在上午10点，实际上到下午1点20分前，尚未凑足法定人数，于是曹锟选举班子甘石桥俱乐部向一些议员秘密承诺：只须列席会议，哪怕不选曹锟都可领取5000元。这一招果然奏效，到午后，就有袁振黄等十余议员乘汽车赶到，准备干净利索地投票--拿钱--走人。但即便如此，最后仍缺数人，俱乐部便到医院把一些卧病在床的议员用软床抬来，如此才凑足法定人数。
    当然有骨气的议员并非没有。曹锟亲自临场督选时，当他走到北京议员国民党员吕复席前时，发现他竟未选自己，不禁心痒难禁，竟然附耳轻语：“如何不选曹某？”不料吕复天生有反骨，叉指怒喝道：“你要能做总统，天下人都能做总统了。你要是当了总统，总统也就不是总统了。”说罢，随手操起桌上的砚台向曹锟掷去。
    曹锟珊珊躲过，但砚台新磨墨汁溅了他一身。也亏他头脑反应敏捷之程度不下于“身手”，众目睦睦之下，虽大窘却表现得甚为大度，他面对国外参观团，侃侃而谈：“众位定以为曹某会恼羞成怒，也会像吕先生所为，反掷回去。其实此时此刻，曹某心中所想却是另一件事：自民国成立起，罕有议员表达行为至激烈如此，为何？民主之势使然。吕先生对曹某人不满，自然有泼墨之权利，也体现了这次选举，确实是一次公正、公开、公平的盛会。”他对此次选举胸有成竹，自然乘势先戴了高帽。
    就在不久前，曹锟曾公然对议员们说：“谁又有名又有钱，谁就可以当总统。”当时某议员立刻提议道：“大帅，梅兰芳既有名又有钱，我看可以当总统。”一座大笑。而参议院院长王家襄，因不满曹锟贿选之行为，而自身又无能为力，在大选前愤而辞职。
    由于国会议员们刻意拖沓，原定于上午10点召开的总统选举会延至12点左右才得开始。签到参议员152人，众议员441人，共593人，实际出席者585人，刚刚达到法定出席人数（583人）。当时参议院院长王家襄刚刚辞职，故由众议院院长吴景濂主持大会，并公推16人为检票员，从下午2时开始投票，至4时完毕。随即当众点票，结果总投票数为590张，曹锟得480票，第二名孙文33票。余下林林总总共26位候选人，分得余下77张选票。曹锟以绝对多数，稳获大总统一职。
    次日清晨，京城爆出一件特大新闻：浙江籍议元邵瑞彭（次公），将所受得之5000元支票摄影制版公布，并且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检举高凌霨、王毓芝、边守敬、吴景濂行贿，控告曹锟“骚扰京师，诩戴洪宪”、“遥制中枢，连结疆吏”、“不自敛抑，妄希尊位”、“勾通军警，驱逐元首（前任总统冯国璋）”、“收买议员，破坏制宪”、“多方搜括，筹集选费”等诸项大罪。舆论一时大哗，社会各界纷纷抗议选举结果。
    后日，《北京报》接获匿名投稿：“矧在见金，夫不有躬之议员，派人南下拉人，又加以苏督之协助，当然议员多有北上者。票价名为5000元，然实为起码数，有8000者，有1万者，所签支票，自邵瑞彭举发之大有银行以外，有盐业、有劝业，并闻有特别者则为汇业麦加利之支票。所签之字，洁记（边洁卿）以外，尚有兰记（王兰亭）、秋记（吴秋舫）、效记（王效伯）等。本月二三两日，颇有议员持票至银行对照者，然自邵瑞彭举发，而三四两日之夜，甘石桥（贿选的总办事处）大着忙，将前发支票收回，另换其它式样之票，以不示人不漏泄为条件，且闻已书明日期。”
    而西方媒体，如《时代》杂志，出于对“封面人物应是新闻制造者”的标准，颇为投入地跟踪报道了曹锟的选举。初选次日，该刊发布了曹锟贿选的专题，并配有其照片，题目却是“仍无总统”。
    兴冲冲的曹锟可不会让这些噪音冲击了他当选总统的喜庆，也为了尽早让生米煮成熟饭，安排了别开生面的“颁奖典礼”。1923年的“双十节”，吴景濂捧了新总统的当选证书，乘坐专列赶到保定迎接曹锟。当时保定全城庆祝，家家悬挂五色旗，欢呼声不绝于耳。吴景濂见到曹锟，照例说了“众望所归，人心所向”的鬼话，而曹锟也冠冕堂皇地说了感谢国民的厚爱、敬谢不敏云云的客套话，随后，曹锟踏上专列，驶向北京的宫殿，也驶向了他人生政治生涯的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