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家力量作后盾的经济发展和军事改革，都是烧钱的玩艺。可这时候民生凋闭、百业待兴，奉军政府从哪里找钱呢？好不容易还掉了因发动兵事统一吉、黑两省所借的日本贷款，财政收入已勉强够日常开支了。跟日本人争雄，老靠着投机取巧可不行，那是真功夫，靠实力的。朱元璋都知道“高筑墙、广积粮”，想在这个时代有所作为，经济实力是第一位的。一句话，在热兵器时代，打仗烧的不是油，而是钱。
    在张汉卿的思想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并不一定会带来国家实力及地位的上升。道理很简单：晚清时中国gdp世界第一，照样屡战屡败割地赔款！
    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的gdp远高于日本，约为日本的1.9倍至2.8倍，但无论是日本政府、中国政府，还是西方的观察家，都认为日本明显强于中国。
    近代，大国地位是靠战争来确立的。而和战争关系最密切的经济部门是工业和交通运输。
    《大国的兴衰》一书认为：经济总量本身并无太大意义，“数亿农民的物质产量可以使500万工人的产量相形失色，但由于他们生产的大部分都被消费了，所以远不可能形成剩余财富或决定性的军事打击力量。英国在1850年是强大的，它强就强在拥有现代的、创造财富的工业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利益”。战争中，国内能否生产出足够的军需品，并把这些军需品及时运送到前线，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这也与毛爷爷“集中优势兵力重点打击敌人”的军事战略的思想一脉相承。
    凭心而论，长期以来中国的小农经济利于统治。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只要农民有地种，能够过上自足的生活，朝代的更替几乎便成为不可能。从中学到硕士一直普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育的张汉卿，在回到过去后，更能深深地理解“农业求稳定，工业为发展，商业得富裕”的含义。
    民国初年，东北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在农村，往往是一个屯子的田地由一家或几个大点的地主占据。失地的农民或为长工，接受雇主的剥削，或有机会入城，成为工厂工人，部分干脆入山为匪，做些无本买卖。而一旦事有不协，则复回家务农或直接由匪变兵，而后周而复始。这也是民国时期东北匪患盛行，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有什么办法可以一劳永逸解决这些土匪呢？张汉卿自然想到了后世执政党的作法：分土地，打土豪！事实上，这种做法是非常成功的。只要有口饭吃，有多少人真心愿意做土匪？因为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他们构成了中央乃至地方政府的执政基矗地主们无休止地压榨长工的剩余劳动价值，一些会醉生梦死再挥霍一空，除了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外，对国家的进步贡献极少。前苏联成立之初是用和平赎买的方法获得经济的控制权，而后来新中国成立前后是用武装斗争的方式从地主手中夺得土地。但是张汉卿不可能使用强行的办法没收土地，这样做会使他和他的父亲的政府立即陷入混乱的境地，没有一个得力的政党和相应受教育的人力根基以完成斗大户这种大刀阔斧的动作----斗倒了怎么办？谁来治理？
    但是东北联省自治政府也没有能力像苏联一样赎买这些田地再分给无地农民。他们拥有的，只是枪杆子！张汉卿自然而然地想起“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是啊，有了这东西，怎么做不还是政府说了算！
    政府不能靠吃大户强行分地而把地主们得罪光了----一些较开明的地主是东北的财富，他们很多人当初因贫穷而携家带口闯关东，靠血汗和智慧挣得来今天这来之不易的家业，东北正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大批这样的人才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发挥才能。像后世“吃大户”一般，可以会在短期内取得所谓革命的成功，但是其后遗症却要经过几十年之后再作大规模政策上的修改，何苦来哉！
    政府一定不能出钱，因为没有钱，但政府一定要有钱。
    农民一定要分得土地，这是立足东北的基矗但是一个松散的、安逸的、自主式的农村生活对国力的增强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索，张汉卿渐渐形成了一个想法：政府用赊欠的方法强制收购地主们多余的土地，承诺每年给予利息，待一定期限（他的预想是10年或20年）还本。他现在要的是集中全东北的力量：人力、财力、物力，建立数十、以至数百个政府垄断的大型、特大型厂矿，以完成工业的原始积累！这有些借鉴后代的“以农补工”，在前苏联成立之初和建国后的中国曾经被全面引用过，虽然残酷了些，但是对于落后贫穷的现国家要尽快走上现代之路，是最佳的途径。试想战后日本经济的腾飞，有多少功劳属于政府直接资助的财阀----松下、日本电工、丰田…，韩国能够在一隅挤进工业化强国的行列，同样离不开号称韩国四大工业支柱的现代、起亚、三星、大宇…
    而这种赊欠还可以让债主们有另外一个选择，即将全部或部分政府欠款折算成股份，投入到工业企业厂矿的建设中来。如果得到允许的话，相当于用政府借用民间的资本来完成工业的发展，这样，可以极大地调动社会的闲散资源，将其最大限度地市场化，用经济学的术语叫做扩大再生产。
    比起毛时代中国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无疑后来日本韩国实现的国家强力扶持下的市场经济体制更为优越，这也是亚洲四小龙崛起的主因。但是与西方国家普遍的弱政府介入模式相比，作为后起的国家，他们的政府对于产业发展布局，产业发展顺序等战略问题考虑得比较多，对经济的介入深得多。像战后，为了尽快走出困境，日本政府首先制定的倾斜经济政策，韩国紧随，其首先满足钢铁煤矿等基础产业的需求，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而后又适时制定了国民经济倍增计划---类似于中国的五年计划，引导产业界对关键性的重化工业、电子工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并且给予了全力的扶持。这一政策，使得韩国在“四小龙”中成绩斐然。
    无论如何，战后日韩的底子是好的，不像现在的中国，工业基本为零，有限的几个会社都是日本人建立的。即便如此，东北的形势比关内要好得多，一句话，中国的其它地方，更穷更落后。
    张汉卿有心从无到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经济体制，但在目前，他非常深刻地理解了“解放中国的农民，就是解放中国生产力，就是解放中国”的涵义了。工业的发展，其资金来源要从农业中取得，解放农民的任务，先从土地改革开始。
    在征得张作霖许可后，在一群智囊的簇拥下，张汉卿以太子地位入政奉省西部朝阳地区，进行史上所著名的“朝阳土改”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