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卿但说无妨。”
    严起恒鼓起勇气道：“眼下经济崩溃，田政初整，而军费又是刻不容缓，臣觉得，不妨捐纳以充国用。”
    “朝廷公然卖官，无异于饮鸩止渴，此议不通！”朱由榔叱责道。
    物以稀为贵，皇帝就是靠金钱和名爵来笼络驾驭臣子的，名爵一旦泛滥必然贬值，甚至冲击体制，进一步破坏大明纲纪，如果朝廷公器再不值钱了，那些文臣武将还会有效忠的动力吗？
    说到底，卖官鬻爵乃饮鸩止渴也，在福建和浙江，隆武和鲁王统治的地区，名爵泛滥成灾，由于官职太便宜，三百两银子就可以买个部司，后来甚至减至百两，部司以下更不用说了。虽然都是空衔，既无俸禄又无衙门，但几乎所有略有余钱的人都像买时髦的物件一样出钱弄个官衔，以至于衙门审案时，边两旁站立的皂隶都称职官，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这种现象传到朱由榔的耳朵里，使他气愤异常，这样的政权能中兴大明那就真的见鬼了！
    所以凡是从江浙南直隶及福建南渡而来的文武官员，非特旨任用者，全部要经吏，兵二部审查甄别，凡是没经过正规科举途径，没有走朝廷铨选程序的买官者，永历朝廷概不承认，一律视作无效！
    余者经过正规科举途径，有举人或者进士名分的官员，则视具体情况降三级到五级候补待用，候补期间只发俸禄不授职事差遣。
    好在大明官俸向来低得可怜，全部降了几级后，三品以上的几乎没有了，到手的俸禄就更没多少了，朱由榔也不想把那些士大夫全部得罪死了，姑且先花点钱养着吧，也费不了几万两银子，等吏兵二部筛选完后，能用的就用，不能用的就当是提前退休，给点退休工资了。
    这么做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为了和鲁王政权争夺士大夫集团的拥戴，光隆武一朝，短短不到两年的功夫，隆武皇帝就封了几十个内阁大学士出去了，滥封滥赏无度，如果不做降级处理，现在内阁早他娘的济济一堂，人满为患了！
    见皇帝有些震怒，严起恒还是鼓起了勇气说道：“臣，臣说的不是卖官，而是‘捐功名’”
    “捐功名？怎么说？”朱由榔有些诧异的道。
    “两广、云贵及湖广多有未开化之地，文教，财力虽远弱于江南，各府县商贾，乡绅子弟依旧热衷科举应试，以博取功名为荣。
    万历年间艰难时，朝廷组织捐纳，各省商贾，乡绅子弟纷纷慷慨捐纳，以挂监生或贡生之名炫耀乡里，朝廷立得金银钱谷数百万两。
    如今湖广、江西前线，二十万大军征战沙场，与鞑子厮杀，军费开支靡大，中兴大业危悬，朝廷户部拮据，正是国朝最艰难之时。
    臣以为既有祖宗前例可循，朝廷可派吏部专员前往各州府组织捐纳，凡缴纳钱粮合格者，可挂名监生或贡生（不经考试便可进入国子监读书的名额和资格，类似于今天各大学招收的自费生），划入仕籍。科举时，可与秀才生员同席科考，以博取举人、进士之名份。
    捐纳虽属无奈，却强于收刮百姓，请陛下明鉴！”
    “容朕想想。”朱由榔心里迅速权衡着利弊。
    广东靠海，商贸发达，盐业兴盛，有财力的海商和盐商数量定然不少，广西，湖广与之相比虽然要穷不少，近三百年的太平日子下来，定然不缺土豪乡绅。
    监生或贡生等同于秀才功名，不仅拥有可以不用服役、见官不跪，还可以进入国子监进修等诸多特权，还能和其他的正式秀才一同参与科考，直接省了县试、府试、院试三场考试！
    岭南文风滞后，想考功名的乡绅和商贾子弟却不少。考了一辈子都没考上秀才的比比皆是。
    如果朝廷组织捐纳功名，他们肯定会趋之若鹜，毕竟向外明码标价出售的只是最初一级的等同秀才的功名，而那些可能会真正影响帝国根基的举人、进士的名份，最终还是要靠考的。
    如此不伤根基，却能解了朝廷燃眉之急的方式确实不错，虽然比隆武和鲁王政权那样直接卖官鬻爵的效果要差了不少，好歹能收罗到不少银子，最主要的是，朱由榔隐隐从中看出了另一点奥妙。
    捐功名可以大大既笼络当地的士民之心，只要他们买了朝廷的功名，便等同于绑在了大明的战车上。
    大明好，他们买的功名才有价值，大明要是亡了，他们的利益也将严重受损，从此，彼此将利益一致，有利于民心归附和稳定政权。
    想通了这层道理后，朱由榔不由对严起恒有些佩服了起来，感慨其对政治策略应用的灵活和办事手法之巧妙。
    半晌后，朱由榔方默然的点了点头：“今年两广，云贵，湖广各省捐纳监生和贡生资格，朕声明，只限今年，还有什么生财之策？都说一说。”
    朱由榔之所以把捐纳限定在一年内，倒不是多么珍惜监生和贡生这些名份，主要还是物以稀为贵的经济道理，捐多了，价格就高不起来了，控制数额才能卖个好价钱，这一点，他心里很清楚。
    “臣另有生财之道。”建议被皇帝采纳后，严起恒有些兴奋，胆子不觉又壮了三分，他忙再接再厉道：“历朝先皇滥赏宗室无度，动辄数十万两或田亩千顷，如今中兴之业可期却国用艰难，臣请追夺历朝先皇‘滥赏’宗室之金银钱谷，以做军费。”
    他之所以敢冒着得罪天下宗藩的风险提出这个建议，是有原因的。
    明前期宗室藩王权力很大，不仅手握重兵，而且在封地上临民之权，可以节制所在地方的文武官员。然而自永乐之后，宗室藩王的政治和军事权力就逐渐被削夺，宗藩逐渐成为无所作为，徒拥虚位，图有高爵而仰食县官的寄生群体。
    明成祖起自藩王，在他即位为帝之后最担心的就是其他藩王步己后尘，表面上改易了建文帝的一系列政策，然而实际上在削藩政策并没有改变。